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中心闹市区，坐落着一间占地面积2.1万平方米，由中、东、西三条轴线组成的布局严谨、中西合璧、特色明显的大型官僚宅第。该宅第在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建筑风格，形成了适于社会交往的园林式开放格局。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大型宅第，它填补了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空白，在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座宅第就是无锡市民熟知并喜爱的“薛家花园”，是清廷为褒奖其主人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的非凡成就而建，光绪帝御笔亲题的“钦使第”竖匾仍悬挂在薛府门额之上。然而这座由其主人亲自设计、主人长子耗时四年监工建造的精美宅第，其主人却无福消受，病逝于任满归国回乡的途中，他就是为时人称道的奉使泰西的“美使才”、早期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先驱——薛福成。

师事曾侯 经世治学

薛福成，字叔耘、号庸盦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读书人家庭。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春，薛福成与弟薛福保同时考中秀才。是年夏，擢升为广西浔州知府还未赴任的父亲薛湘病故，薛福成兄弟赴湖南安福县料理父亲后事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家乡被太平军占领，家人避乱苏北宝应，薛福成兄弟从湖南到宝应与家人会合。在宝应读书的五年中，薛福成写了两篇《选举论》，从朝廷的任官制度入手，痛斥科举制度坑害人才，为提倡“经世实学”而呐喊。

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夏，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，沿途遍贴招纳贤才的榜文，薛福成在宝应运河码头谒见曾国藩，递上万言《上曾侯相书》。他在文中表述了自己经世致用的治学目标：“福成于学人中，志意最劣下，往在十二三岁时，强寇窃发岭外，慨然欲为经世实学，以备国家一日之用，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。始考之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，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，旁及天文、阴阳、奇门、卜筮之崖略，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，靡不切究。”薛福成还在此文中向曾国藩提出“养人才、广垦田、兴屯政、治捻寇、澄吏治、厚民生、筹海防、挽时变”等应对时弊的八条对策。

曾国藩“阅毕嘉赏不已”，便将其留做幕宾，薛福成成为曾侯“门下晚学生”，与黎庶昌、张裕钊、吴汝纶一起成为曾门四弟子。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薛福成乡试考取不能参加会试的副贡生，遂罢科举之念。

青少年时期的薛福成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标，师事曾国藩期间，作为弟子，他遍学考据、词章、义理、经济之学，诸学问大有所成；作为幕宾，他佐曾剿灭捻军、整顿盐法、处理教案、办理洋务，视野大增、能力大长。在曾国藩的务实、勤奋、素朴性格影响下，薛福成成长为一位怀有济世情怀的优秀谋略家、实干家。

戎幕北洋 呼吁变法

薛福成在曾国藩门下做了七年的学生和幕僚，但是直到曾国藩于1872年3月去世，他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，只有一个直隶州知州衔。在协助曾纪泽料理完曾国藩丧事后，薛福成到苏州书局任职，从事编辑和写作。在买官和保举泛滥的清末官场，知州衔多如牛毛，但获实职者寥寥无几。然而仅有五品虚衔的薛福成却在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名震朝野。

按清制，薛福成应以直隶州知州衔赴部晋谒承嗣帝位的光绪皇帝，而新皇帝登基也往往广开言路。因此在路过济南看望幕佐齐抚的薛福保时，薛福成完成了包含“治平六策”和“海防密议十条”两部分的《应诏陈言疏》，并请齐抚丁宝桢转呈。

 这份以“徐图自强”为目的的陈言疏兼采中西治法，其主旨首先是依靠“治平六策”的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自治，再依靠“海防密议十条”的洋务活动实现自强。此疏结合传统治术与新兴洋务而系统地阐述治国理政方略，言人之所不敢言，在朝野引起较大轰动，上书不过15天，两宫皇太后就下旨交军机大臣发各衙门议奏。薛福成于是一夜知名。

 1875年秋，薛福成应直督李鸿章之请，入参保定北洋幕府。在北洋幕府的九年里，薛福成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谋略：1876年针对“马嘉理案”草拟《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》，为李鸿章签订《中英烟台条约》提供重要参考；1878年书《创开中国铁路议》，为中国创办铁路大声呼吁；1879年撰《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》，剖析赫德染指中国海防之弊；1879年完成《筹洋刍议》，呼吁“变法”并系统地提出“变法”主张；1882年撰《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事》，清廷依奏抢先一步稳定朝鲜政局，打乱了日本的侵朝部署；1882年冬，撰《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书》，分析国际形势，建议中国自主开放口岸，实现滇越通商；1883年，写《援越南议》，坚决主张援越抗法……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正月，薛福成终于告别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，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，开始主政一方。时值中法战争，薛福成坐镇宁波，筹划浙东防务，抵御住了法国远东舰队的侵袭。因筹防浙东有功，薛福成翌年晋布政使衔。

战争结束后公务遂轻，于是在政务之余，薛福成抓紧整理过去撰写过的文稿，从而使这个时期成为其精神成果问世最为集中的时段。在此期间，薛福成出版了《筹洋刍议》、《浙东筹防录》、《庸盦文编》、《庸盦文续编》，还整理了《庸盦文外编》。

戎幕北洋的薛福成，不仅是一位洋务实干家，更是一名变法理论家，他在外交、海防、边防、经济等方面都极有创见，已经从曾侯的“门下晚学生”变成引领时代发展的“变法”鼓吹者。

他在《筹洋刍议·变法》篇中申明：“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，数千年大变……世变小，则治世法因之小变；世变大，则治世法因之大变……彼其所以变者，非好变也，时势为之也。”。

在这种朴素的因时而变的变法观的指引下，薛福成打破了经世致用之学的范围，提出了系统地兴办洋务的“变法”主张，为甲午之后普遍的维新变法思想做了奠基。

出使西洋 考旧知新

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薛福成被委任为出使英法义比钦差大臣。使臣代表天子，本为殊荣，然而在当时却被官员视为畏途。原来，抗法“胜利”的清朝仍有虚骄之气，很多保守的士大夫颟顸无知、盲目仇视西洋。清朝首位使臣郭嵩焘背负“汉奸”“贰臣”的骂名回国之后，一般大臣都千方百计拒绝出使。薛福成得知任命之后也有过担忧，但他更希望有机会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，因此他毅然出使。

从1890年3月抵达法国马赛港，到1894年5月任满回国，薛福成为保护侨民、开放海禁、进行滇缅边界和商务问题谈判做了极大的努力，形成了丰富的国际公法思想，出色地完成了各种外交任务。

在公干之余，薛福成细心地考察外国情事，留下了52万字的出使日记，对使西沿途和欧洲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科技都做了详细的考察。清末新政时期，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被列为“新政应试必读”的参考书，对清末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作为使臣，薛福成认为“中国不能在公法之外”、国际公法以强弱为衡，他还认识到国际公法不同于国法、外交不同于私交，中国应该放弃礼乐文明下的东亚朝贡外交体系，通过国际公法和国家实力来改变中国在西洋的形象。

作为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使（1891年、1892年分别补授），薛福成留下了深刻的中西法律比较思想。他对西洋人道主义的法律制度极为推崇，通过中西法律比较，认为“中律尚理，西律原情”，故而“中律似严而宽，西律似宽而实严”。

作为“变法”思想先驱，薛福成在对西洋政制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，认为君主与民主制度各有利弊；议院的功能在于沟通统治者与民众、实现政府权力之制衡；党派分立可以实现政党之间的互相维制、避免独裁与专制；西洋选举都是选出有钱的“体面人”，因此政府比较廉洁，但是选举制度也会导致民粹，而使政府盲目迁就百姓。他还认为应大力发展工商业，实现养民教民才是富强之本，枪炮船舰不是富强之本。

作为儒家士大夫，薛福成在出使过程中，时常思考宇宙本体问题，并对“天圆地方”学说进行了重新解释：“余谓西人所测方圆动静，言其形也；圣人所谓方圆动静，言其道也。夫阴阳始终，寒暑往来，循环无端，岂非天道圆乎？华岱江河，各有定位，不能移易，岂非地道方乎？圆之故，由于动。……方之故，由于静。”他试图把对宇宙的认识提高到“道”的高度，来应对西方人对宇宙“形”的认知，以此来为“变法”寻求宇宙论的依据。

1894年7月1日，薛福成抵达上海，但因长期积劳，身体已差，历经海上万里颠簸，到上海时已是痛病缠身。在上海调养半月后，病情稍微好转，便准备先回无锡省墓再回京述职。但就在准备回故乡的当天感染上了正在流行的传染病，终日高烧昏迷，于7月21日深夜辞世，享年57岁。

1894年8月，光绪帝下达谕旨，“照都御史例赐恤恩赐祭葬”，并下令收集其事迹交国史馆立传。11月，薛福成灵柩安葬于故乡太湖之滨的军帐山麓，其论著陆续由其后人及门生故吏整理出版。

这位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就在甲午战争前夕遽然离世，上天把他的生命留在了中国命运转折的关口。

斯人逝后，中国开始真正地走向了大变革与革命的时代，而他再也不能经世致用地参谋勾画了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薛福成对西方的考察与认知还有许多“西学中源”的牵强附会，对中国法政传统的态度还过于保守，认为西方“三纲之训，究逊中国”。但是他摆脱程朱理学之窠臼，致力于经世实学，进而大胆地提出“变法”思想的精神气魄，却始终影响着后人，特别是他那句言辞恳切的“宜考旧，勿厌旧；宜知新，勿骛新”，更是给我们指出了面对社会变革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。

 

作者：舒砚 ，法学硕士、三环集团法务部公司律师

稿件来源：《人民法院报》2016年5月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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